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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阅读:认真而不必较真?

2000-04-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舒晋瑜 我有话说

余秋雨散文片断: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醮一醮,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林白的新作《玻璃虫》将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事件镶嵌进虚构的小说,一部“虚构的回忆录”,打破了真假之间的壁垒,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一只“透明的”《玻璃虫》给本来就波澜叠荡的文坛又增加了几分生气。

在此之前,余秋雨的散文中虚构的手法也多次引起理论评价的冲突。《道士塔》中对王道士愚昧的心理言行所作的描写引起关于散文是否可以想象和虚构的争议。三毛虚构的散文也曾引起过同样的争议。

不论是约定俗成,还是教科书的框定,传统观念上,我们已经认可了小说的虚构和散文的真实。然而实际上,真实和虚构的界线,已被作家无形中破除了。

文学写作很自由,大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关键是横向形式的开拓能否带来纵向内容的开掘。散文不但可以虚构,而且如果你会写散文的话,不应该让人看出来你是虚构的。

针对散文是否可以虚构,记者采访了作家冯骥才。“不必要把任何一种门类的外延限制得太死。文学创造空间,没有谁给文学体裁有定义上的限定。关键是对边缘的突破。一种是纵向的,内容的,一种是横向的,形式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们所期待的精品、大师级的作品,是从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突破。横向的突破带来一时的快意、震动,但是尝试完了就过去了,没有意义。”冯骥才认为,散文是可以虚构的,只要情感是真实的,感觉是真实的。有时候在特定的情境里可以是虚构的,延伸一下,然后到达一个特定的情境。他的《珍珠鸟》写人与鸟的关系,鸟可以勾住他的笔尖,可以跳进他的杯子里喝水的情节也是虚构的。他认为需要再强化一点,才能把那种鸟对人的信赖强调出来。他说:“虚构可以使内容更逼真。因为并不仅仅是表达一个事物,还要表现一些本质,这就需要虚构来表现深层的东西。虚构不是胡编乱造,也是需要才能的。我认为散文不但可以虚构,如果你会写散文的话,不应该让人看出来你是虚构的。”

评论家阎晶明认为,散文在所有的文体中是最脆弱的,一方面随意性强,另一方面,真与假,虚和实,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散文虚构,和散文的发展有关。很多篇幅较长的散文,枝蔓很多,想象力无限制的蔓延,烘托气氛,增加情趣。从“文化散文”、大散文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处理得好,既强化情感,又不影响大局,我们可以容忍;反之就会引起偏颇,使虚构成为散文的硬伤。

文化散文应该告诉人们历史状况。如果可以虚构,历史是不是也可以虚构?这不乱套了吗?

韩石山对于散文的虚构持否定意见,也专门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小说可以动用一切手段,使假的更像真的,可以把真人真事写进去。阅读时,仍视为小说去看,因为有小说的大概念管着,即便是真的,人们也会认为是艺术创造。小说的真实只存在一个被描写对象会不会反感的问题。而余秋雨的散文就不同了。他的散文的标准是“文化散文”,实际上是过去的“学者散文”。一般这种散文是告诉人们真实的东西,《道士塔》中王道士刷白灰完全用小说的语言叙述,误导读者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引用史料,不能虚构。文化散文告诉人们历史状况。如果可以虚构,历史是不是也可以虚构?这不乱套了吗?散文小说化不可取,容易混淆黑白。

作家赵丽宏也不太欣赏散文虚构。他认为散文是纪实文体,所描述的客观现实、作家情感都是真实的。但他认为余秋雨的散文仍然可以当散文看,因为不是每篇都有这样的虚构,而且有的历史的记载也不详尽。

过去一写小说作者就习惯于尽量隐蔽起来。现在大家完全没有顾忌地将真实的东西融入小说,小说的空间变大了。

阎晶明对于小说的真实写法持肯定态度。五四时期的小说就有一些散文化,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故乡》,采取的白描在一定程度上是散文的笔法,后来又发展成小说的笔法,从传统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散文化。对于小说来说,可以存在纪实的写法。国内的小说中,以80年代的莫言为代表,他的背景本身就是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小说,包括马原、洪峰,把自己摆进去,自己的身份和小说中的身份刻意地吻合,在艺术上有特殊的阅读感受。

真实的人物名字出现在小说中,古已有之。赵丽宏说,历史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就是真实的,有些内容则是虚构的,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去写。外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中就完全是真实的人物。小说不以真实的人名而减色,不违背小说的本质,不算是特殊。如果写得好,不失为小说的一支。林白的《玻璃虫》,写作方式未必是独创的。真实的人物是公众关注的,小说也会因此引起注意。可能作者潜意识是这样的。这不是坏想法,关键是看他怎么写。

那么林白是怎么写的呢?

林白坦言:“在写作的时候,不存在要与以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先在理念。《玻璃虫》讲述的是八十年代的故事,那些真人真事与假的融为一体,是写的过程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小说中出现了崔健、王朔、张艺谋等人,他们本身就是八十年代特殊的文化符码,留下特定的文化印迹。他们作为一种因素出现在作品中,使作品显得更生动,更神彩飞扬。这种效果是我在写了一部分之后发现的。”

冯骥才说,林白的小说写进了真实的东西,我对此倒很有兴趣。这样使小说的可能性变大了,空间变大了。但如果纵向没有提供很多东西,那么它的影响力只是媒体的。

韩石山认为整个小说是向纪实方向靠拢发展的。纪实引入小说,在国外很常见,如美国的小说《谋杀》,就是完全纪实的。小说纪实化在小说里是成熟的形式,国外的作品,小说的纪实化是一种潮流,符合人们的普遍心理;林白迈出了聪明的一步。

把周边的人物都写进去,是不是作家想象力贫乏、缺乏丰富性的一种迹象?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阎晶明对于小说的“纪实”表示忧虑。过去一写小说作者就习惯于尽量隐蔽起来,现在大家完全没有顾忌地使用真实的人物,是否会使这种形式本身失去技巧,把周边的人物都写进去,是不是作家想象力贫乏的一种迹象?他认为小说还是应该强化虚构性,把真实的东西加进去,如果一两个人这样做效果会很好,大家都用起来会很重复。第二,从小说自身出发,体现不出内在的本质,如果失去比较新潮的语言和时尚的效果,小说就会失去生命力。

至于究竟怎么评价,大多数作家选择了创作的自由。

李国文说,文无定法。什么样的形式都可能存在,没有人论定可以这么写,不可以那么写。任何文学形式的探索都是被允许的。只有成功或不成功,没有允许或不允许。外国文学也没有规定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文学是自由的,不像新闻必须是真实的。

散文和小说不规定内容,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问题。小说更多地通过意识形式,散文通过非意识形式,任何作家不可能在散文上完全真实,99%都有伪的成份。包括回忆录都不是真实的,很多人把自己重塑成了一个英雄。虚构不是不可以的。如果否定它们,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做法,文学本来是自由的,为什么套上清规戒律呢?只要是美的享受,管它3/4是真还是1/4是真。每个作家都有创作上的特点,不能说是弊端,比如《静静的顿河》,看见太阳是黑的,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看上去很真实。艺术和真实的区别就在这里。艺术允许尝试虚构,我们不要去套某一个作品,争论没意思。作家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艺术上的处理是作家的自由,我不赞成对作家进行艺术手法上的指责。作家不能受拘束。越是规矩的作家越写不出好作品。

李洁非认为,小说的作者可能是要追求一种新的写作状态。这种写作状态是非常自由的一种感觉,不在意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在一部作品中把真实和虚构同时放进来,是一种更开放的写作方式。如果在阅读的过程中猜测孰真孰假,没什么意义。这是种跨文体的写作,打破了过去纯粹的小说是小说、散文是散文的传统界限。

李洁非还说,我们没有必要命定散文是非虚构的、小说是非真实的,这是教科书里的说法。这两种文体的本质不在于是否虚构,而在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表现,在于笔调、笔法对虚构与非虚构是否产生本质的影响。散文形散而神不散,至少在外观感觉上是漫不经心,随意铺散的方式,小说则是根据情节、逻辑来结构叙事。我们没有必要斤斤计较,小说一旦不虚构,就不是小说吗?散文一旦不真实,就不是散文吗?不足为凭。当你进行文学写作时,不会去刻板地遵循概念,而关键是作者的才情、想象力,自由地表达。从事写作,这种实际的写作过程和理论上教科书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语言实际上的艺术活动,不是完全听从理论上的分割,主要看读者是否接受。如果能被读者接受,引起广泛认同,当然可以存在下去。如果作品失败,不言而喻,这种做法是有尝试性的。

作家刘恒说,非常好的作家,不论怎么写,都能写出好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大变化的时期,各种文体都是实验。如果虚构,可能是出于某种愿望,或者必要性,无可厚非。一个严肃的作家,在认真写东西,不管以什么方式,或写出的东西怎么样,都值得尊重。毕竟是劳动,别人不认可、不理解,对于本人,都是报偿,都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我对他们怀有极大的尊重。“虚构的”散文和“纪实的”小说不属于主流文体,可能带上鲜明的个人特点。

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文学就是一种欺骗”。一切尝试的事物,且让我们静静等待时间的论证。

林白在新作《玻璃虫》中的告白:

我将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事件镶嵌进虚构的小说之中,使它们浑然一体,当你以为它是真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假的;当你断定它是假的时候,它却可能是真的。

我曾经同时跟四个人谈恋爱吗?

我曾经在1988年的中央美院雕塑系当过裸体模特吗?

我曾经为了成为达利一天三次背诵达利语录吗?

我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

我的小说就是这样一只炼丹炉,它把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

真假共生,真与假互相拯救,这就是我喜欢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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